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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習俗起源于古代禊禮,端午節即農歷五月初五

發布:2019年06月01日 信息來源:互聯網 加入收藏 】【 字體: 投訴

端午節即農歷五月初五,又叫五月節,是一個流傳較廣的民俗性節日。相傳愛國詩人屈原在這一天投江殞身,端午節便被染上了愛國主義的色彩,有了紀念的意味。然而,端午節的習俗起源于古代禊禮。

端午習俗起源于古代禊禮,端午節即農歷五月初五

端午習俗起源于古代禊禮

端午

端午習俗起源于古代禊禮,端午節即農歷五月初五

端午節即農歷五月初五,又叫五月節,是一個流傳較廣的民俗性節日。相傳愛國詩人屈原在這一天投江殞身,端午節便被染上了愛國主義的色彩,有了紀念的意味。實際上,端午節的起源比我們能夠想象的時間要早得多,不僅可以追溯到三代時的禊禮,甚至是更古老的先民生殖習俗。

關于禊禮,應劭認為:“禊,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療生疾之時,故于水上釁潔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分祉也。”(《風俗通義》卷八)這樣看來,褉禮是在“蠢蠢搖動”的春天的水邊進行的一種洗浴活動。仲春之月,萬物萌動之際,人們來到河邊,洗滌一個冬天累積的塵垢,以及過往的積惡,使自己能夠以潔凈的軀體和爽利的精神,迎接春天的到來,從而獲得福祉。《后漢書·禮儀志》頗為詳細地記載了漢代禊禮的盛況:“是月(三月)上巳,官民皆潔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潔。潔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潔之矣。”劉昭注:“謂之禊也”。從應劭和劉昭的解釋可以知道,禊禮即為《周禮》女巫所職的祓除禮。

《周禮·春官·女巫》云:“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賈公彥疏:“釋曰:‘歲時祓除’者,非謂歲之四時,惟謂歲之三月之時,故鄭君云‘如今三月上巳’解之。一月有三巳,據上旬之巳而為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周禮注疏》卷二六)古人以干支記年月日。一個月三十天,甲子為第一日,第六日為己巳,第十八日為辛巳,第三十日為癸巳,一個月有上、中、下三巳。三月上巳,又稱之為初巳、元巳,即三月的第六日。

有關三月上巳習俗的描繪,最典型的莫過于春秋時期的鄭國。《詩經·鄭風·溱洧》云:“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兮。……洧之外,洵吁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在春天的溱洧水濱,士與女秉蘭祓除,相與戲謔,摒除了禮制僵硬的束縛,完全體現了天人合一、性情合一的自然人生狀態的真詮。“當自然的生命從沉睡和封閉的冬季覺醒的時刻,人類自身的生命也投入了歡快舒暢的酒神懷抱中,連中國這最保守的民族也提倡‘仲春二月,奔者不禁’,人為的倫理阻止不了自然生命的沖動”(傅道彬《中國生殖崇拜文化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116頁),可謂一語中的。在鄭國,“秉蘭”或者說“佩蘭”傳遞的是求愛、求歡的信息。《左傳》宣公三年(前606)記,鄭文公愛妾燕姞,夢見天使贈給她蘭花。不久,文公見到燕姞,真的給她一支蘭花并讓她侍寢,孕而生子,即名蘭,就是后來的鄭穆公。“燕姞夢蘭”系“執蘭”這一宗教性儀式最好的詮解。在傳統的古樸風俗潛移默化影響下的鄭國女性,對于愛情的追求卻既潑辣又大膽,絕不虛偽而是直奔主題。其率真的個性、熱烈的吟唱,在《鄭風》里有著很好的表現:“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女曰雞鳴》)、“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萚兮》)、“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褰裳》)、“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子衿》)、“邂逅相遇,適我愿兮”(《野有蔓草》)。這種以宣誓情愛為色調的吟唱,產生了足以惑人心智的世俗化音樂,由于無法滿足孔子禮樂治世理想的需要,故被斥之為“淫聲”。唐代孔穎達認為:“鄭國淫風大行,述其為淫之事。言溱水與洧水,春冰既泮,方渙渙然流盛兮。于此之時,有士與女方適野田,執芳香之蘭草兮,既感春氣,托采香草,期于田野,共為淫泆。”(《毛詩正義》卷七)實際上,禊禮的真諦在于天地相感,萬物萌生,男女偶處,風雨行時,是傳統的自然觀、生命觀、情愛觀最好的體現。春天祓除,不僅在于洗滌宿垢,更是在向上天乞求生命。從求子的意義上說,就是“(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玄鳥生商故事的宗教化、禮儀化。“禊”字是“示”和“潔”的組合,這恐怕不是一種巧合。

《韓詩》薛君《章句》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后漢書·禮儀志》注)三月上巳的祓禊禮,原本是洗浴求子之義,在鄭國又衍申出了“招魂續魄”的內涵,以至于戰國后期楚國出現了《招魂》詩,這絕不是偶然的現象。

魂魄,于道而言之,是指自然的天地二氣。《淮南子·主術訓》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于天道。”仲春二月,招魂續魄的目的在于喚回被凜冽寒冬封藏的蘊含勃勃生機的天地之氣,“天氣為魂”實乃陽神,“地氣為魄”是指陰神,陰陽和合才會呈現出陽春發生的一切機理,即所謂“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淮南子·俶真訓》),所以,才有“秉蘭草”而祓除、相約于溱洧之濱的歡歌謔笑。于器而言之,是指祭祀的儀式。《周禮·天官·玉府》:“大喪,共含玉,復衣裳。”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衣裳,生時服。招魂復魄于大廟,至四郊。”在這個意義上,招魂續魄演變成兩種祭祀方式。一是衣冠冢。人死之后,無法找到遺體,只能招魂以衣冠下葬。二是巫降之禮。《周禮》:“司巫凡喪事,掌巫降之禮。”注曰:“巫下神之禮。”賈公彥疏:“人死骨肉下沉于地,精魂上歸于天。天地與神人通,故使巫下神。”(《周禮注疏》卷二六)舉行巫降之禮的目的,在于喚回已經回歸上天的魂魄。祓禊之禮原本就是女巫的職守。在沐浴祓除的演變過程中,巫降的儀式趨于弱化,招魂續魄的意義殘存下來。

三月上巳的禮俗活動是由祓禊之禮演變來的,而祓禊之禮的內涵,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增加,在最原始的求子意義上,演化為洗浴迎春的禮儀活動,仍保留了“招魂續魄”的涵義。周代以降,祓禊禮基本上在三月上巳舉行。沈約云:“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宋書·禮志》)檢閱典籍,曹魏之后,三月上巳和三月三日是并行的。民間節日日期的選擇與當地的習慣有關,恐怕和政治關系不大。

祓禊禮選擇三月三日,沈約講明了緣由。“舊說,后漢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上辰產二女,上巳產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并亡,俗以為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于東流水上,為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分流行觴,遂成曲水”(《宋書·禮志》)。該故事解釋了祓禊禮的來歷,顯系民間故老傳言,并不能作為史事來源的依據。劉昭便批評說:“郭虞之說,良為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夭其二女,何足驚彼風俗,稱為世忌乎?”(《后漢書·禮儀志》注)實際上,沈約對這樣怪誕的傳說也是半信半疑,其后羅列文獻以為,祓禊禮是由周禮演變而成的。 

從時間上看,端午節無論如何也不能是三月上巳或者是三月三的祓禊節,也沒有文獻證明三月上巳就是端午節,只是在招魂續魄的意義上,兩者有些接近。為了解決端午節與三月上巳的關系問題,我們必須從古代歷法入手。

最早在三月上巳進行祓禊活動的是鄭國。陳美東以《史記·鄭世家》的歷日為研究依據,認為“鄭歷宜為建丑”(《〈史記〉西周共和以后及東周年表初探》,《自然科學史研究》2001年第3期)。鄭國采用殷商人的歷法,學者們對此并無異議。《史記·歷書》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這就是說,周人以十一月為歲首即建子,殷人以十二月為歲首即建丑,夏人以一月為歲首即建寅。我們以夏正作為基準,夏歷二月,便是殷歷三月,周歷四月。《左傳》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司馬遷的說法與此相合。根據《春秋》、《左傳》、《國語》、《史記》等文獻史料的記載,研究者發現,鄭國、宋國都使用殷正。

《史記·夏本紀》:“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夏小正》是儒者公認的夏代歷法。《大戴禮記·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相應的記載,在周代典籍里要詳細得多。《周禮·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鄭玄注曰:“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周禮注疏》卷十四)《禮記·月令》記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從以上材料看,兩者的內容大同小異。從歷法上來分析,夏歷的二月應該是周歷的四月,時序無法吻合。所以,我們必須了解周代的歷法。

周人建國之后,頒布周歷,以十一月為歲首。周人常常以夏人自居。《尚書·君奭》謂“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所以,周人也施行夏歷。朱鶴齡《春王正月辨》云:“東萊呂氏謂‘三正通于民俗’,斯言當矣。蓋史官紀時事則從周正,月令紀歲功則從夏正。從周正者,多出于朝廷政令之施設;從夏正者,多出于民間士女之話言。二者并行不悖。”(《愚庵小集》卷十二)也就是說,《月令》所記是夏時,《夏小正》的二月與《月令》的二月是一致的,物候幾乎無差別。“周監于二代”,政事因襲不足為奇。仲春二月玄鳥來歸之時,令會男女及奔者不禁,既是夏、周政令的延遞,又是民俗的傳承。《夏小正》及《月令》仲春二月玄鳥來歸的禖祭,相對應的是使用殷歷的鄭人三月上巳的祓除,兩者是不同時期同一季節、同樣內容祭祀活動的傳承和延續。蔡邕以為三月上巳之俗出于祓禊,并且古已有之:“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于水濱,蓋出于此。”(《后漢書·禮儀志》注)其論是比較中肯的。

楚國所使用的歷法問題,頗為復雜,研究者多以出土文獻中的九店楚墓《日書》、云夢秦簡《日書》、包山楚簡紀時材料作為立論依據,輔之以傳世文獻,出現了周歷、夏歷、顓頊歷三說。各有持論,言之鑿鑿。筆者以為,楚國使用顓頊歷還是比較符合歷史實際的。

楚人自稱古帝顓頊之裔,顓頊系高陽氏,屈原“帝高陽之苗裔”(《離騷》),便是明證。楚大夫觀射父謂楚昭王曰:少皞氏沒,顓頊氏興,“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夏商之世,“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國語·楚語下》)。重和黎的職守,《尚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孔傳曰:“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尚書正義》卷一)通俗地講,就是觀測天象,制作歷法,明確時序,其目的在于調理陰陽,屬理萬物,以達成化治。

羲和為重黎之后,楚亦為重黎之后。史伯言于鄭桓公:“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且重黎之后也。”(《國語·鄭語》)班固直接謂:“夫楚,重黎之后也。”(《漢書·地理志下》)作為顓頊和重黎的后裔,楚國有著較一般諸侯國發達的歷法。如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楚帛書十二月相圖、云夢秦簡《日書》秦楚月名對照表等等,無不說明楚國的歷法自有系統,實用性也更強。

關于楚國的歷法,日本學者平勢隆郎的研究結論非常謹慎,認為:“‘楚歷’以立冬為章首,而可能稱為‘顓頊歷’。”(《“楚歷”小考——對〈楚月名初探〉的管見》,《中山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曾憲通《楚月名初探》(《中山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強調楚國使用顓頊歷。王勝利認為:“楚用亥正。”(《關于楚國歷法的建正問題》,《中國史研究》1988年第2期)楚使用顓頊歷,雖然有個別研究者提出異議,但多數學者還是持肯定意見的。

楚國使用顓頊歷,以冬十月為歲首即建亥;鄭國使用殷歷,歲首在十二月;《月令》使用夏歷,歲首在一月。由此可知,楚國五月,是鄭國三月,是《月令》二月。而《月令》二月,玄鳥來歸,祭祀高禖,奔者不禁;鄭國的三月,溱洧之濱,士與女手執芳香蘭草,相約沐浴,戲謔歡歌,放浪形骸。而此時正值楚國的五月。鄰國的爛漫和熱情傳遞給重黎的后裔,也開始“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九歌·東皇太一》)。由詩句可知,戰國時期的楚國已經流行“浴蘭湯沐”。值得注意的是“壽宮”一詞,何新認為“‘壽宮’乃是祭社神——即高媒母神的神宮”,中國的壽宮高媒社祭,是“繁殖禮”的遺風,這種繁殖巫術“伴隨著某種性愛活動”(《九歌十神奧秘的揭破》,《學習與探索》1987年第4期)。可見,楚國的“浴蘭湯沐”和鄭國的三月上巳以及仲春二月奔者不禁,是性質相同的民間習俗。

端午習俗起源于古代禊禮,端午節即農歷五月初五

元·張渥《九歌圖·東皇太一》

《太平御覽》卷三一引《風俗通》云:“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后漢書·禮儀志》記:“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為門戶飾,以止難惡氣。”直至漢末,五月五日和屈原還沒有發生任何關系。由吳入魏仕晉的周處著《風土記》曰:夏至日,“為角黍,人并以新竹為筒糉,楝葉插五彩系臂,謂為長命縷”(《荊楚歲時記》注)。到了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載:“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彩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吳均系吳興故鄣人,一生未到過荊楚,“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亦未見此前其他文獻記載,但為民間傳聞而已。其后,梁元帝時宗懔作《荊楚歲時記》:“五月五日謂之浴蘭節,四民并蹋百草之戲,采艾以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以菖蒲或鏤或屑以泛酒。是日競渡,采雜藥,以五彩絲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取鴝鵒,教之語。夏至節日食糉。”宗懔在荊楚一帶做過官,對于當地的儒林舊事及民間傳說是熟悉的。也就是說,直至南朝梁,五月五日還是被稱為浴蘭節的。在這一天,四民出行踏青,采艾草等,手臂系五色絲線,饋贈禮物,和我們今天的端午節習俗幾乎是一致的。只是在士大夫的眼里,五月五日的浴蘭節和屈原還沒有發生直接的關系,粽子是到了夏至日才吃。

隋朝杜公瞻注《荊楚歲時記》:“《楚辭》曰:‘浴蘭湯兮沐芳華。’今謂之浴蘭節,又謂之端午。蹋百草,即今人有斗百草之戲也。”又曰:“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邯鄲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斯又東吳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平也。《越地傳》云:‘起于越王勾踐’,不可詳矣。”到了隋代,五月五日的沐蘭節和屈原的傳說才發生關系,但是傳聞異端,無所定指。尤其是五月五日競舟,是祭奠伍子胥,還是屈原,士大夫尚無法肯定。

到了唐代,已經成為一種風俗,屈原隨之也走進了詩篇。天寶進士禇朝陽《五絲》詩曰:“越人傳楚俗,截竹競縈絲。……但夸端午節,誰薦屈原祠。把酒時伸奠,汨羅空遠而。”僧人文秀《端午》詩云:“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然而宋人尚有疑問,葛立方曰:“今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非招屈之義。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坐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為御魅囚。’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則以元巳為招屈之時,其必有所據也。”(《韻語陽秋》卷十九)元巳即為上巳。三月上巳本來即有招魂續魄的涵義,三月三日的詩或賦有招魂之語,并不值得奇怪。“疑非招屈之義”是很有見地的。清初沈自南《藝林匯考·飲食篇》引明人余氏《辨林》曰:“古俗五月五日烹龜、食糉,蓋取陰陽尚包裹未分之象,俗以競渡為屈原而作,并以角黍亦為屈原而作,蓋自《續齊諧》所載之謬耳。”冬至之日,陰氣達到了極致,陽氣萌生并滋長。陰陽包裹而未分,系指春天陰陽二氣膠著混沌的狀態,在陰陽達到平衡狀態之后,陰氣漸行消退,陽氣呈上升態勢,直至夏至。五月五日吃粽子,最常見的粽子里邊是放棗的,正是取其包裹之意,和屈原原本沒有關系。

綜上,楚國五月的端午節,初為浴蘭節,系鄭國三月上巳。二者皆為“玄鳥生商”生殖習俗的流變。《夏小正》及《月令》所謂“奔者不禁”、“令會男女”的深層文化內涵被節日的儀式固定下來。直至東漢末,五月五日和屈原尚無干系。楚國五月初的祭祀活動,在民間逐漸和屈原為國不惜殞身投江的行為結合起來,選擇五月五日來祭奠屈原,當發生在東晉末到南朝初中原板蕩、故國丘墟之際。人們思念大義凜然、為社稷以死的屈原,在汨羅江上招屈原之魂,招故國之魄,遂成風俗,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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